○彭嘉庆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政委,参加了“七道江会议”,并且亲身见证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重大影响。

[摘要]四保临江战役之所以能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形势异常险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有:党中央、东北局方针的正确;坚持南满决心的坚定;群众工作的深入;南满内外线及南北满相互配合的紧密;我军士气的高涨和实力的增强;一切为了前线思想的贯彻;党的建设的加强等。这可以给我们五点启示:第一,只有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第二,只有进行反复、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使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变;第三,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只有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才可能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第五,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才可能作出合乎实际的决策。

○1946年12月间辽东军区党委召开的“七道江会议”,是直接决定“四保临江”胜利的关键会议。

本文系作者2017年4月15日在陈云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四保临江战役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随着争论问题的深化,不知不觉都把问题转到是坚持南满还是到北满的问题上来,出现了重大分歧,愈争愈烈。

70年前的1947年4月初,以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为首的中共南满分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领导并指挥我军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根据地军民,在北满主力部队三下江南的有力配合下,仅用四个月时间便粉碎了国民党10万大军的围攻,共歼敌4万多人,收复城市11座,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彻底胜利,达到了坚持南满根据地、巩固北满根据地的目的,扭转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被动局面。我军随后乘胜发动夏季攻势,实现了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三大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决战——辽沈决战创造了前提条件。我们今天纪念这一胜利,不仅要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更应当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深入探讨其胜利的原因,从中汲取宝贵经验,获取有益启示。

○陈云平时喜欢用“作文章”来比喻研究解决问题,这次也是一样,问我们:“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制定了以控制东北为核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为此成立了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年11月,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和北满军区政委。半年后,东北局由沈阳撤到哈尔滨与北满分局合并、中央对东北局负责人进行了分工调整,陈云被任命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完成调兵遣将任务后,制定了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8个师10万兵力,分三路围攻我南满根据地。那时南满我军只有两个主力纵队和两个独立师,总共不足4万人,所以不得不放弃一些地盘。至11月下旬,根据地被压缩在5个小县的范围,人口不足40万,更严重的是,南北满的交通联系被切断。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从容不迫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以前很少见到。

此前前往苏军控制的大连和朝鲜洽商我军后勤事宜的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这时绕道回到哈尔滨,在东北局会议上反映了南满敌情和那里领导之间意见分歧的情况,建议派一位东北局领导同志前去主持工作。陈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前往,并在发言中指出:南满是东北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坚持住,可与北满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如果丢掉,对北满极为不利。于是,东北局作出决定并报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南满分局,任命陈云为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为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陈云同志见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便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定!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陈云自从1946年11月绕道朝鲜进入临江,直到1947年底返回哈尔滨,在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大小会议上发表了许多讲话,给东北局领导拍发了许多电报、书写了许多信件,对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可能性、办法作了大量论述。重温他的这些讲话、电报、信件,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战役胜利原因的分析,也可以从中得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有益启示。

在东北的大地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人民解放军曾有过“四保临江”的光荣历史。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里,南满我军在北满兄弟部队“三下江南”战役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粉碎了蒋军四次对临江解放区的进犯,挫败了东北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使敌人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这一段既是我们在东北最艰难的历程,又是从困苦走向胜利的转折。夺取“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方针的结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间辽东军区党委召开的“七道江会议”,是直接决定这一胜利的关键会议。

我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形势异常险峻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陈云的论述中看,我认为大体可以归纳出八条原因。

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如此事关重大?现将我所接触到会议前后的情况忆述如下。

一是党中央、东北局方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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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前一天,陈云在一封信中谈到南满问题已基本解决时指出,要取得最后胜利,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好党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各个击破敌人的对策,这就是“各战场协同动作”(《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1983年8月,他在同我谈《辽沈决战》一书编写意见时也指出:辽沈决战的胜利(当然包括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这个方针中,首先是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发给东北局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事实说明,如果没有这个指示,如果东北局不是按照这个指示部署力量、布置工作,而是仍按照此前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和中长路的思路搞下去,我党就不可能在东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立起四大块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四保临江战役乃至整个东北战场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秋,东北蒋军占领了四平后,深感兵力不足,鞭长莫及。为了改变其战线过长之颓势,采取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于十月倾其东北主力八个师约十万人,分三路向南满解放区进攻,妄图先破南满我军,解其后顾之忧,稳住后方,转而进攻北满,以实现其占领全东北之迷梦。我辽东军区基于敌强我弱之势,根据上级指示,主动避敌锐气,放弃了军区所在地安东,将机关迅速转移到临江。我四纵队完成了掩护机关和后方后撤的任务后,于十月底至十一月二日,在新开岭地区全歼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而后奉命北上,也准备开到临江地区,与军区机关及三纵队主力会合。

二是坚持南满决心的坚定

北上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早在我们组织新开岭战役之际,蒋军其他部队已占领了通化、桓仁、安东、庄河等南满大部分解放区。敌所到之处,多方收罗土匪、特务,扶植地主、伪满人员,建立反动政权和组织各种游杂武装。大大小小的“坐山雕”趋炎附势,重新起来欺压群众,行凶作恶,反攻倒算。我不久前才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象刚露土的幼苗被践踏摧残下去。大批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血腥镇压。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随着凄冷的严冬笼罩着南满大地。我们四纵打完新开岭战役后,冲破敌人几个师的追堵,沿太平哨、沙尖子、集安方向北上时,一路目睹的村镇,都被敌人破坏了。那些情景实在惨不忍睹,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使人怒火万丈。敌人为了困死我们,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进行封锁,所到之处,大量并村修路,妄图把老百姓同共产党、解放军隔绝起来,若知谁与我党我军接触,即抓去做苦工和受刑。群众被蒋军和伪满人员整怕了,也不敢公开大胆地靠近我们。一路上,部队有时连找个向导都困难。所到圩镇,连一颗铁钉也买不到,马蹄脱了也找不到钉子钉。我们在新开岭全歼敌二十五师时,打的是运动战,天气还不太冷,干部战士为了轻装行动,都把棉衣棉裤丢下。没有料到一打完仗就向北开进,找不到冬装补给。越往北走越冷,饥寒严重地威胁着部队,加之还带着几千俘虏,也找不到药品给伤病员治疗。战士们埋怨说:“打了胜仗为何还后撤?”一些老百姓见到我们往北走,都摇头叹气。有的人说:唐代薛仁贵征东,高丽将军盖苏文就沿此路进入一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满洲溥仪皇帝一九四五年也是沿这条路逃走,到大栗子被苏联红军所擒。你们不要重蹈覆辙呀!就算杨靖宇将军那样革命,被关东军追逼,无路可走,上了长白山,也没有下来,你们现在要走这条路,肯定有去无回!虽说我们不怕任何困难,但我们从来没有上过长白山,面对此情此景,也有些心寒。人们对前途的看法,就象望见飞舞着风雪的群山一样——一片白茫。以前日本关东军在这一带搞过并村,因此我们越往北走,人烟越稀少,有时走了半天见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在没有冬装御寒的条件下连续长途行军,掉队人员较多,一时又找不到兵员补充,困难越来越多,指战员的思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但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大讲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如何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传统作风,加上我们领导干部与大家同甘共苦,跟战士们一样走路,一起抬担架,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到十二月初,好不容易跋涉到铁厂子、六道江一带,与军区领导机关及三纵队主力会合了。

在陈云到达临江之前,辽东军区领导人之间在是否坚持南满的问题上确有不同意见。经过了解情况、同干部谈话和深入思考,陈云认为坚持南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南满“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陈云文选》第1卷,第328页。),“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陈云文选》第1卷,第329页。),“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陈云文选》第1卷,第335页。)。改革开放后,萧劲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陈云当时为了向大家说明坚持南满的道理,把东北的敌人比喻为一头牛,说:“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萧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1984年1月11日,陈云在回忆辽东军区高级干部的七道江会议时,也对我讲过当年他作出坚持南满决策时的考虑。他说:如果南满主力撤到北满,过长白山、北满失守、今后再往回打的损失加在一起,会有一万多人;相反,如果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与北满的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不使其集中力量打北满。所以,“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正因为如此,他在向东北局汇报工作的信中说:他和萧劲光到临江基本是解决一个问题,“即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不是打游击的南满,而是完整长白山区的南满,因为只有这样,对北满敌人的牵制作用才大)”(《陈云文选》第1卷,第338页。)。

当我们到那里时,整个南满解放区的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我们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长白、抚松等四个县,其余地区全部沦陷。在这个荒凉狭小的地区里,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交通落后,人烟稀少,整个地区只有二十多万人。在此隆冬季节,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机关和安东省委机关一部分,以及三纵、四纵主力部队,都聚集在这小块山沟角落里,粮食供应困难,装备不足,兵员无着,一切人员的衣食住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四个师兵力正向这个地区猛扑过来,情况日益危急。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上上下下的心情都很焦急,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才是万全之策。

三是群众工作的深入

陈云到临江的第五天,正赶上朱德六十大寿。他利用辽东军区直属队干部召开庆祝大会的机会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讲到当前要做的三件大事时,说的第二件就是依靠人民,争取群众拥护。他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没有农民就要不得了,有了农民就是了不得!”东北老百姓虽然不如关内老百姓对我们党那么了解,但“东北人民有百分之七十缺少土地,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群众就会拥护我们”。尤其当他们亲眼看见蒋介石的罪行,就会明白“到底谁好谁坏”。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正打仗,来不及搞群众工作,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现在的条件总比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好得多。我们依靠人民,第一条就是领导群众翻身,做群众工作。”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群众纪律,说:“农民看我们,开始先看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尔后才看政策。如果我们的群众纪律不好,老百姓讨厌我们,就等于打了败仗。反之,我们纪律好,老百姓说好,就等于打了个胜仗。”(《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559—560页。)对于如何做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主要是“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他说:“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得利越多积极性越高。”(《陈云文选》第1卷,第323—324页。)针对当时敌占区地主阶级对此前土改时清算斗争进行的反攻倒算,他提出主力部队到敌后作战,也不能忘了做群众工作,首先要保护农民当年分地所得之粮,其次是解除国民党来后的一切日常压迫,再次是尽一切努力使农民第二年种上分得的地。正因为群众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我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人民的帮助,而且农民不断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我军。

四是南满内外线及南北满相互配合的紧密

当陈云到临江时,南满已被敌人进一步压缩至只剩4个小县、22万人口的狭长地带。近4万人的主力部队要在这么小的地方作战,显然很难施展得开。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领导经过研究并由陈云拍板,决定第四纵队全部和第三纵队一部插到敌人后方去“大闹天宫”,与留在根据地的第三纵队的另一部分及地方武装之间互相合作,伺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事实证明,这一决策为此后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陈云认为,坚持南满是为了巩固北满及全东北的根据地,再困难也要坚持,甚至“不惜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如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陈云文选》第1卷,第334页。)同时,他又认为,要使南满坚持住,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东西北满配合行动,尤其北满利用松花江冰冻期主动出击江南之敌。“如北满主力不来,敌先南后北,估计南满将被击破,北满不久必危险。”(《陈云文选》第1卷,第332页。)为此,他在给东北局领导的信件、电报中,反复阐述这个道理。他指出,我被攻战场容易产生保存实力、向困难屈服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好暴露,也好克服;而在敌对我取守势的战场,容易产生苟安思想,且容易被忽视。缺乏配合意识,主观上是因为当面无敌进攻,不易体会被攻战场的困难和其成败对各战场的利害;客观上是由于过去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我各根据地、战略区之间缺少配合的条件,因此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现在,我各根据地和战略区有了相互配合的必要和可能。对此,东北局领导与陈云的意见高度一致,所以只要陈云发电请求北满出兵南下,北满主力部队便会迅速出动。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三下江南”每次都是在陈云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之后的两三天甚至一天之后发动的。正因为我军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法,致使敌人顾此失彼,不断被我各个击破,最终不得不宣告“南攻北守”计划破产。

五是我军士气的高涨和实力的增强

陈云在分析四保临江胜利原因时,特别讲到了与部队士气和实力的关系。他指出:“和平转入内战变动了敌我两军的士气。打破和平幻想,使我军上下决心死打,开展了群众性的立功运动。”相反,在国民党官兵的“面前则前途黑暗,士气顿降”。(《陈云文集》第1卷,第594页。)他还具体分析了影响国民党军队士气的几个原因。首先,“民心不归蒋介石,这将影响到蒋军的士气”。其次,“蒋军大多是抽壮丁抽来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连一营地缴他们的枪。俘虏兵放下武器,马上就能回过头来打国民党。蒋军打仗的结果是越打兵越少。抽丁越多,兵越不能打仗”。(《陈云文集》第1卷,第612页。)再次,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矛盾也影响其士气。例如,我军在通沟战斗中歼灭滇军三个营,敌我双方伤亡为15∶1。“这表明我军将士英勇善战,同时也证明滇军仇蒋厌战程度甚深。”(《陈云文集》第1卷,第588页。)战争是士气的较量,也是实力的较量。军队士气再高,如果战争经验缺乏、战场组织失当、物资和武器相差悬殊,要取得胜利也是很困难的。陈云指出,四保临江战役之所以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的战斗经验、指挥经验和炮的组织提高了。有炮无炮是大区别,有了炮是否组织得好又是一个区别。南满敌人普遍地怕我军大炮”。所以,他不同意把我军胜利说成是“瞎猫捉到死老鼠”的看法,认为这“来源于不了解敌我战斗力的变化”。(《陈云文集》第1卷,第594、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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