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金宝搏beat 1

  我作为社科院考古所的第八任所长,深感徐先生对考古所的发展贡献巨大。1988~1993年担任所长期间,他把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联系起来,包括很多重大课题的立项,如文明起源、文明探源、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学术史上重要的一笔。

——这是考古界泰斗、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去年针对所谓“曹操墓”对东方早报说下的一段话。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苹芳,考古学家,山东招远人,于1930年10月4日生于济南。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次年转入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后徐苹芳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86年至1987年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鲁斯(Lucc)基金访问教授。1999年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为客座教授。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也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

   我这里谈谈徐苹芳先生为故宫保护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事实上,那篇论文是关于“克拉克瓷”的,所谓“克拉克瓷”是一种不值钱但是颇有研究价值的外销瓷,据说,徐苹芳先生“最近对克拉克瓷很感兴趣”,可惜我们现在无缘就此听到他的见解了。

  徐苹芳先生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尊重,不仅在于他为人坦荡、磊落,有谦谦君子之风,也不仅在于他学问精湛,既广博又专深,还在于他对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的洞悉,在于他超乎常人的眼界与高度。

188金宝搏beat 1

   
1988年徐苹芳先生担任所长时我还在日本留学,应该在1989年结束学业回国。但我当时有些想法,希望总结一下两年所学,于是致信徐先生,谈了愿望,得到了徐先生同意,才得以后来完成个人第一本专著《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中日古代国家形成过程比较研究》。这是他对后辈的体恤。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曾亲得徐苹芳先生授业。在得知徐苹芳去世的消息后,他在接听早报记者电话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什么也说不成,因为我要处理好多事情,就是徐先生的事情。”

王亚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保护中心):

徐苹芳近年来一直反思考古学术界,他曾认为,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作者
韩少华)

  正因为他对考古学科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有深刻准确的了解,才急学科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之所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全力投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所作的这些努力,后人将永远铭记!

“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考古不能做过多的推测,因为考古学在新的证据下随时可以更改,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晚年仍在关心考古新动态

 悼徐苹芳先生

有话直说的老派考古学者

蒋忠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刚才跟学术界泰斗(徐苹芳)通了个电话,那个战战兢兢啊,讲完了一头汗。他表示要看我的博士论文,我又激动又恐惧,怕我的破论文把80岁的老爷子气出一个好歹怎么办。”这是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某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校友于两个月前在微博上的留言,或许也能透露出徐苹芳先生的治学态度:不仅对后辈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而且永远充满了好奇心、保持着求知欲。

  苹芳先生还在广州南越王官署遗址论证会、哈尔滨金上京朝日殿的保留以及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等问题上坚持文物保护的理念,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考古学界,徐苹芳先生确实是以敢说心里话出名的人物。当曹操墓真伪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之际,徐苹芳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CCTV直播所谓曹操墓第二次发掘后接受东方早报专访,以大量的证据断言,“西高穴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不能做过多的推测,因为考古学在新的证据下随时可以更改,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这很可悲!”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们在痛惜中国文博界、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失去这样一位长者和学者的同时,更在深切的缅怀中寄托无尽的哀思。先生光明磊落的独特品格,恪尽职责、严谨治学、博学多识、谦和儒雅的学人风范,仿佛一直伴随着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镌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之中。

工作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范佳翎在读书时并没有机会得到徐先生的亲自传授,但在工作中与徐先生的泛泛之交就已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了:“在‘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跟他有一次接触,感觉他很敢说出自己的声音。如对于哪些地点能算进去申遗,哪些地点不能算进去申遗,虽然都几乎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他仍然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我觉得徐先生身上很有一种考古学界老派学人的精神。”

   
我与苹芳相识于1957年,是相交50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徐苹芳先生在1988年5月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五届所长,并实行所长负责制。苹芳表现出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及非凡的组织能力的杰出的领导者。

考古界泰斗、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昨晨因病辞世,享年81岁。

  “文革”前,徐先生开始主持北京城的考古,他亲自带着技工到处跑调查,非常好学、刻苦。对当时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宋元和陶瓷考古方面),都分门别类抄写卡片。他的文献功底,是当时年轻先生里的佼佼者。他的研究方法也对我们影响很大,尤其是古今相叠的城市考古,后来我们发掘扬州城,基本按照徐先生的路子进行。如果徐先生还在世,假以时日,完全可以形成一套城址考古学体系。相信陶瓷考古学领域也如此。

中国考古界泰斗徐苹芳先生,于2011年5月22日因病去世,终年81岁。一些考古学者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徐先生身上很有一种考古学界老派学人的精神”,敢于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最早的专修考古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并多有建树。他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还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近年来,他还多次主持过每年一届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

   他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他的学术著作,会永远滋润后学。

  先生广阔的学术视域由此可见一斑。就研究方向和指导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而言,一般学者多守一项,兼跨二三项者已属博学。而我们这些学生虽同出一个师门,但大多对彼此的研究领域感到生疏甚至完全不懂,同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又都共同衷心服膺于先生的学问。我们的论文选题包括不同时期的城市考古、秦汉至宋元各代的考古学研究,古建筑、陶瓷器、简牍研究,丝绸之路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恐怕没有任何一名弟子可以系统而深刻地勾画出先生学术业绩的全貌。

  作为学者的徐苹芳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以兼通历史文献学著称于学界。曾主持北京金中都、元大都、唐宋扬州城、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查和发掘工作,并长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兼任教授,担任宋元考古学等历史考古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中国历史考古学诸多领域和重大课题,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城市考古、汉代简牍和宋元考古研究上成就卓著。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学者徐苹芳,是连普通公众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老人的睿智儒雅和博学多识,尤其是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挚爱,源于他对这份遗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

   
注二:先生的学生散居海内外。近年指导之一韩国女博士,论文为中国佛教研究,紫禁城出版社正在编印,11日先生还曾催问,谓欲亲读校样,不幸竟成遗愿。

我与徐苹芳先生的交往较早,1954年在北大读书时就住过同一间宿舍,来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又多年一起共事。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5月22日,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徐苹芳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徐苹芳先生长年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尤其是以北京为首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担当了一个考古学家的社会责任。更多的人知道徐苹芳,是因为他在文保领域的坚持和大声疾呼。他的“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和“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护都是第一位的”等旗帜鲜明的观点一直被文保界称道。徐先生敢言,更加敢于坚持。

   
注一:5月11日,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先生尝莅指导;22日,先生病逝。

   
我与徐苹芳先生于1962年相识,但从学术上开始了解他是从1981年参加《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撰稿。当时在搜集材料时注意到一篇《洛阳刑徒墓地》的简报,感觉眼前一亮,那是一篇是把问题讲得最清楚、最透彻、最好用的简报,而且有相当的历史理论深度,对墓地的性质,根据文献结合考古材料作了说明。这篇简报发表时只有发掘单位没有执笔人署名,后来经了解才知道,是“文革”前洛阳队写的底稿,比较差,由徐先生花很大功夫改写的。这篇简报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代替的。据了解,唐兰和张政烺先生对此评价也很高。

 郑欣淼

  如果从学生时代起算,徐苹芳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结缘近60年。60年来,徐苹芳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服膺的前辈所艰难开创并在重重困难条件下进步发展的中国考古事业。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先生一生坚守考古学的学术规范、维护考古学这个学科的学术纯洁性,并为此不懈努力。

 盛会方聆教,  倏闻噩耗惊1。

    徐苹芳先生在考古事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为人方面,都堪称楷模。

   
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像爱护、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大声疾呼,有坚持,有胆识,有见识!重要的是他能谈出有说服力的意见。比如张先生提到的他在大冶铜绿山遗址保护的坚持,是考古人在文化遗产保领域的第一场胜仗。此后也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热情和胆识值得我们学习。

(据录音整理有删节,以发言顺序为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日本奈良研究所进行了多年合作,在古代城市的研究,如西汉桂宫发掘与保护、唐大明宫太液池的发掘、汉魏洛阳城的发掘保护等项目上有一系列的合作,而这都来自徐苹芳先生最初的推动。

 
 徐苹芳先生一直在招收城市考古和宋元时期考古方向的研究生。1980年代,宿白先生请他帮忙,重点考虑北大考古系在这方面的学科建设、授课、并带研究生。北大考古系的重要分支“陶瓷考古”就是徐苹芳先生指导下建设起来的。

    苹芳先生是虔诚的考古学者,是中国文物保护的守护神。

  对于元大都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他有很多思考,不知是否都留下了文字。元大都考古报告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也是徐先生的遗憾。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文物界专家谢辰生,考古学家张忠培、黄景略、徐光冀、李伯谦,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规划研究院、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社、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在京高校、文博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老前辈等共40余人参加了追思会。大家通过对徐苹芳先生生前的点滴追忆,追忆了这位老人一生对考古学事业的执着和坚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厚重责任感、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殚精竭虑……

    我与徐苹芳先生从在元大都考古过程中开始共事,算他学生辈的人。

   
我和徐苹芳最早开始熟悉是因为一起关注长城的保护。最紧密的接触是最近这些年共同关心北京城的保护问题。他的逝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也是巨大的损失。

 
苹芳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真挚谦和。苹芳坚持个人的学术观点,从不惧怕压力;而对田野工作的硬伤或造假,嫉恶如仇,对学风浮燥,妄下结论及抄袭等不正之风,则严厉批评。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高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苹芳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着很大的贡献,原因一是能从学术上说出道理,二是敢于坚持。他对元大都、金中都都有着权威的研究,很熟悉;对北京城的发展沿革、在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非常清楚。因此说话有根据,很有说服力。很多涉及北京城保护的事情,因为他的理由充分,取得了效果。北京城的整体保护,正因为他的坚持,到现在才有了些成绩。

  他这几年身体不好,但对于来自故宫方面的请教,如报告的出版等,都积极给予指导帮助。

  大冶铜绿山的论证,是国家文物局第一次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关于文物保护的论证。这次论证的成败关系到文物保护的成败,起步的高低决定了文物保护的地位。徐苹芳在论证会上有理有节的据理力争。这次论证会是中国考古学在文物保护领域打赢的第一仗。此后,在三峡的专家论证会上,三峡办有专家提出,文物保护的经费来自移民,如果文物保护的费用多了,移民的经费就少了。提出经费应该统归统划。徐先生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这次论证形成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

   
因种种原因,元大都报告至今尚未出版。现在正文部分已经完成,元大都整体平面图、前言、结语由徐苹芳先生负责,原定今年完稿,现在只能留下遗憾了。我们一定要继承徐苹芳先生遗志,完成元大都考古报告。

   
我不是考古界的人,徐苹芳和我在一起,也常谈到考古的问题。他最坚持、也最关注的的是当前考古界的职业道德问题。比如考古领队能否严格按考古工作的要求去做?是否存在不正之风?一些考古工地的做法让他忧虑。我觉得从文物保护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一切按《文物保护法》行事。思考从考古学方面怎么建立职业道德规范。

5月30日,来自海内外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名城、城市规划领域的500余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了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6月22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考古学会共同在京为徐先生举办了追思会,悼念先生的离去,缅怀他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研究、中外合作交流以及教书育人、鼓励后学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他对考古所进行锐意革新:明确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外文化关系考古学研究(含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等三大重点研究课题;协调与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地方文物管理机构和文物研究机构的关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新局面;扩大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1989年即启动了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发掘的商谈;并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在日本举办考古所考古成果展览;鼓励支持青年学者赴国外进修、访问;积极解决历史造成的非高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业务骨干的高级职称问题;落实向财政部申请的专项经费,改善工作条件;1990年考古所成立40周年,成功举办了考古所成立40周年考古成果展,这是所里举办最大的公开的成果展览,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以上几项措施的实施,改变了所里的面貌,鼓舞了士气,调动了积极性。苹芳对考古所的学科建设是功不可殁的,人们会永远的铭记。

蜚英传大著,  醒世护名城。

   
作为考古学者,徐苹芳是最早醒悟到考古学界要积极投入到文物保护的一位学者。在考古学界,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中,考古学者对利用没有概念。我到故宫以后才对文物的利用有所理解。保护是前提,安全是文物的生命线。只有保护好了才可能有所利用,离开保护谈利用是空谈。

   
2002年故宫开始大修,成立了包括徐苹芳先生在内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除了每年召开专家咨询会,还通过具体的维修项目论证,向专家们求教。徐先生非常关心故宫古建筑的维修,今年5月11日,还抱病参加了专家咨询会。

  
徐苹芳对历史时期考古的后段最为熟悉。又因历史文献基础牢固,知识面广博,加之后来参与的几项工作,对他的考古学视野影响很大。一件是夏鼐先生交给他修改辞海的任务;再一件是“文革”后他主持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有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夏鼐是主编,徐苹芳则负责具体协调、组织。

   
先生曾向我们谈及他的治学心得,说最好同时有两种以上不太相关的研究课题在手里,交叉用力,这样既可以休息大脑,又有触类旁通的功效。先生融会贯通的治学风格和自身的学术业绩给这一思路和方法做了最好的注解。

  徐苹芳先生从考古学者的角度来认识文物保护、来实践文物保护。这里我讲几个苹芳参与文物保护的故事:

  徐苹芳先生是一面镜子,他保持了做学问的严谨,坚持科学的态度;保持了坦诚、说真话表达自己意见的态度,这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188金宝搏beat,  
我这里只围绕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时期考古、特别是宋元时期考古与陶瓷考古的学科建设,谈谈徐苹芳先生对北大的教学贡献。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欣看桃共李,  斯道有新赓2。

 
  先生作为导师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题,二是方法,其他的就放手让学生自己来做。主要在学术理念和构想上进行教诲。二里头发掘告一段落时,先生曾对我说,文明探源问题,三代非常重要,这个担子你们要担起来。用十几年时间总结出适合中国文明探源的一套方法。

   
虽然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很重视,今天的北京城保护依然面临着威胁,保护过程中困难重重。但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要坚持保护。每次论证会都非常坚持,说得有道理,很清楚。比如六号线地铁,原本规划要穿过故宫,那样对故宫完整性的破坏可想而知。当时只有我、傅熹年和徐苹芳三个人坚持反对意见。最终还是地铁线调整规划,解决了问题。

王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先生一直很关注中国在纺织考古方面的进展。1978年以来,我一直在做纺织考古的工作,2000年因为整理老山汉墓出土纺织品的机缘,在徐先生支持和鼓励下,调到首都博物馆承担丝织品的保护工作。2007年又参加了靖安东周纺织品保护,期间这项工作一直得到徐先生的关心支持。他提出,纺织品现场提取和保护是最弱的一环,一定要做好,并带好学生。在学科建设上,他的视野也非常重要。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终于有了一批人在做纺织品考古。

  
1995年,徐先生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退休。我当时担任北大考古系的系主任,在宿白先生的支持下,向学校打了报告,申请将徐先生调到北大,终因他的年龄问题未遂,最后以考古系兼职教授的身份进入北大。北大考古系历史时期考古方向的教师,如权奎山、苏哲、齐东方、秦大树、杭侃等中青年教师队伍,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上得到徐先生的教益。

(《中国文物报》2011年6月24日5版)

  作为徐苹芳先生的学生,我认为先生是真正的大家。历史和时间是公正的,今后自有评说。1995年台湾出版了徐先生的一部自选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将先生的近40篇论文分为8个大的专题,充分展现了先生在历史考古学领域的丰硕成果。我近年分类整理先生的论著,将其逾百篇(部)论著分为16大类。它们分别是:简帛文书研究、古代城市考古学、古代陵墓制度、古代铜镜研究、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宗教遗存的考古研究、宋元考古学、唐宋戏剧文物、科技史、古代陶瓷研究、饮食文化、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研究、学术史、考古学通论与方法、文化遗产保护、古籍整理研究。

   
1988年,中美在文明起源方面开始了合作。殷墟发掘60年纪念大会期间,“文明起源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张光直先生在会上指出,“苹芳兄推动的文明起源研究,是有远见之举。”他还着力推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各个都城考古队重视城址布局的研究。这对于都城研究水平的提高,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怀念徐苹芳先生,特别应该记住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今后的宋元考古在此基础上如能发扬光大,亦离不开徐先生所作的贡献。

  徐苹芳先生的去世是考古界的一大损失。如张忠培先生所说,他是中国考古界的一位守护神。

   
我和苹芳虽然也有分歧,但分歧也是基于文物保护前提下的分歧,所以能沟通,有共识。作为朋友,能就事论事。徐苹芳是考古界积极投入文物保护的一位先驱,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还要学习他投身文物保护的精神。

纵乏回天力,  犹存掷地声。

  
徐苹芳从青年时代起,打下的史学基础非常牢固,先后有几位先生在学术上对他影响较大。文献学方面,是邓之诚先生的影响(以至后来徐苹芳曾试图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考证《东京梦华录》,很有意思,惜未完成)。1950年代他大学刚毕业时在南开大学做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的助手。来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以后,他和宿白先生关系密切,颇受影响。宿白先生在故宫筹备展览期间,住在慈宁宫,有时就住在他家里。

  
徐苹芳逝世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太意外了!我们共同在做的事情因为他的去世,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们悼念这位献身于中国考古学的伟大学者的离去,缅怀他在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研究、开启中外合作交流以及鼓励后学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在向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文化遗产守护精神致敬的同时,更应该接过先生手里的旗帜,秉承文博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继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守护、坚持。

谢辰生(文物保护专家):

 
他不但关注故宫古建筑维修,新时期以来,还与谢老等文物专家一起,对故宫整体保护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通过他们不懈的呼吁、反映,大高玄殿得以回归故宫,从而使故宫能得到完整保护。出于对文化遗产的这种热爱,徐苹芳和张忠培等先生一起,在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原则和底线,例如对于故宫维修中要保持的对古建筑最少干预和真实性原则,他们一直严格进行把关。

  
 几十年里,他的人生之路很不平坦,甚至曾经很坎坷。“文革”前,他曾是“白专”的典型。但他能一直保持低调,坚持下来。后来在担任所长期间他的真才实学也发挥了作用,并始终坚持以学术为重。

 

admin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