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泼曰实明神宗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铤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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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后汉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同时,全国性瘟疫的爆发使得人口锐减,汉末仅仅只余几百万人口。比起兴盛之时的5000多万,实是微不足道。

汉末,直如上文所言,正值恢复生产之际,人口稀少,自耕家拥有大量土地,蜀国初期的经济增长是势在必形的,无论是诸葛亮为相,拟或是他人为相,国家总体都是向前发展,而正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才使的蜀国初期有了民富兵强的景象,而刘备也赢得了当地农民、贵族的支持。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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