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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山完造的遗愿,他的骨灰跟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前的铭文由夏丏尊题写,上书“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中华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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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跟内山完造的交往主要有七个方面:

1932年4月13日,已经定居上海的鲁迅写了一封给回日本探亲的友人内山完造的信,之前内山写信(4月2日)劝鲁迅离开大革命失败后被恐怖文化笼罩的中国,去日本居住一段时间,以调适身心。鲁迅在回信中说道:“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指鲁迅友人佐藤春夫)和增田兄(指增田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鲁迅友人)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书店(指内山完造在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开设的书店)还是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了(此前内山书店曾于1923年设立‘文艺漫谈会’)。颇为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能早日归来。”
此时此刻的鲁迅确实是寂寞的,一贯以冷眼看人生的他,对于这位日本友人表现出的“热切”,并非形式主义的礼节,而确实是一种在孤寂而压抑的公共生活中,对于知己的期盼。无疑,内山完造成了晚年鲁迅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位外国友人之一,其开设的内山书店,更是成为鲁迅汲取了解新知(他购买了大量的日文书和翻译书籍)和文艺界的窗口。纵览鲁迅这几年“流水账式”的简略日记,内山、内山夫人和内山书店出现的频率极高,鲁迅、许广平一家与内山一家的交往极为频繁,两家经常共同宴饮、互送玩具和食品,比如1932年5月20日条目下,鲁迅记载:“上午内山君送来海苔一合(盒)及增田君所赠之香烟道具一副、玩具狮子舞一座。”甚至在内山书店发生财政困难的时候,鲁迅会为内山代为支付员工的工资。
内山文化程度并不高,小学四年级时就辍学,而后做过学徒、店员,1913年他来到中国上海,1917年创办内山书店。十年之后,从广州迁徙到上海的鲁迅,在一次偶然的闲逛中发现了这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从此与内山结下深厚友谊。这自然与鲁迅在青年时代曾长期旅居日本有关,他懂日语,又对日本文化和生活非常熟悉,更有一群交往密切的日本友人。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承担着其他书店无法代替的功能。学者王晓渔在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知识界所写的专书《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中指出:“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不管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或店员王宝良,都特别提到内山书店的一个细节,即专门辟有茶座,设有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供客人联络感情、交接朋友之用。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也慕名前来结识、拜访。”
近期翻译出版的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让我们能够窥见这个神秘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尽管这本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不太高,内山完造在书中发表的议论也大多流于对中国的浮光掠影式的印象,但仍然值得一读,尤其是回忆录最后的“上海漫谈”部分,提供了一个日本人观察上海的视角。他从黄包车夫的日常生活、上海公园的管理方式等谈起,认为日本人所谓的“在中国住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无疑是一种傲慢和偏见,他认为中国社会能够维持几千年的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倘若没有秩序、毫无章法的话是不可能延续的。因此,内山认为中国人自有其独特的习惯与秩序的形式。对于中国人之间发生冲突解决的主要方式之一——仲裁,内山显然也特别地欣赏,并借此反思日本人动辄诉诸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形式,正因为如此,内山看到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方式,虽然与日本人那种一丝不苟的较真与细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未必不是一种缓和冲突促进和解的生活态度。
内山的回忆录细致地记录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前后,中国普通老百姓逃难的情景,这种记录弥漫着内山自己所称的“人道的愤怒”:“每天中国人持续搬家,终于在7月28日这一天达到顶峰。卡车、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小车排成长长的一列。乡下的百姓们也带着一大家子人,卷起席子、提着箱包、空罐子和粪桶(中国特有的圆桶状的大便器),父亲一边担着旧桌子、椅子、凳子(没有椅背的椅子)、脸盆,另一边担着米袋,争先恐后地朝租界蜂拥而来。”在逃难的人群中,也赫然展现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内山写道:“时髦的妇人把大皮包放在路边,和车夫讨价还价;七八个工人把铺盖(被子)用席子裹起来扛在肩头走着;父亲担着扁担,前面的筐子装着一个孩子,后面的筐子装着家具和生活用品,临产的母亲坐在黄包车上,怀里还抱着两个孩子和米袋。”显然,租界无法提供相应的居住空间,这些从各自的家庭空间出走到租界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地方落脚,内山完造充满同情感地记载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徘徊着。到了晚上,倘若是晴天的话,就会像并排的咸鲥鱼干一样随便躺下,和衣而睡,但是下雨的时候当然就不能睡在街道上了,也不能在街道上徘徊,那么这么多人到底去哪里了呢,真是难以想象。”或许从这些记忆的底层视角,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如此深邃尖锐的左翼作家鲁迅,为何会跟一位显然思想力度不够深刻的日本文化商人,长时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内山也以自己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作为民国上海独具特色的文化空间的内山书店的创办者,而被载入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有一条微信在朋友圈里疯传,着实吓了我一跳。那标题是:《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在哪里“承认”过呢?作者从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援引了一段奇文:“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作者据此立论:“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如果没有读过鲁迅原着的人,很可能就会被这位作者牵着鼻子走,但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原着就会知晓,这段话节引自“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刊登在1933年7月1日出版的《文艺座谈》半月刊第1期。该刊有两位主编:一位是专事创作低俗无聊“解放词”的曾今可,另一位是以写作三角恋爱小说闻名的张资平。鲁迅从《文艺座谈》杂志中揪出这篇化名文章公开示众,就是要让天真厚道的读者看看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如何对左翼文坛进行诬蔑陷害,并借此预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鲁迅写下这句名言是在1933年7月20日,不料80多年之后,仍有人袭用这种“老谱”。鲁迅的上述判断再一次不幸而言中。

《东方早报》 日期:2012年11月30日 版次:B15 作者:唐小兵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之父。内山完造认为,鲁迅倡导的木刻运动很有价值,既能引进外国优秀作品,又能振兴中国传统木刻,所以予以大力支持。1930年10月,鲁迅与内山完造合作举办了“世界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合作举办了“现代木刻版画展览会”,1933年12月合作举办了“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鲁迅有时自己装框,编写中、英、日三国文字的目录,内山完造则负责印刷宣传品,联系场地,组织观众。每次展出观众都有四五百人,这些活动普及了版画艺术,为中国木刻青年提供了艺术滋养。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班”的讲师内山嘉吉就是内山完造的弟弟。鲁迅编选的《引玉集》,由内山完造联系日本洪洋社印刷出版。

内山究竟是什么人?

鲁迅跟内山完造协作从事的公益活动主要是“施茶”,对此内山完造在《活中国的姿态》中有一段描写。内山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关心动物,如在道旁设水槽供拉马车的马饮水用,又成立动物保护会保护鸡鸭,但对穷苦人却缺乏爱心。“在百十三度的炎热里,柏油的马路烫得起泡破碎了。不论飞驰的汽车,人力车,小车子,乃至于缓步的人的足印,都像恶魔之爪一样,黏黏地贴着在黑黑的柏油路面上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出于对人力车夫的关爱,内山完造在书店门口放了一个洋铁的茶筒,先投入一大袋茶叶,再从上海弄堂的“老虎灶”买来开水沏上。这时,口渴的人力车夫已经拿着竹勺子等候,由一人而多人,阳光越烈饮茶人越多,一桶茶很快就喝光了。最高记录,是一天能喝掉三石三斗茶。鲁迅1935年5月9日记有如下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一囊”,有时是一二十斤。“施茶”是一种善举,但内山完造也从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美德:他常常在喝完的茶桶的桶底发现一二个铜子,知道这些铜子是人力车夫被打被踢挣来的血汗钱。这些饥渴的劳动者不愿不付代价地接受施茶者的恩惠,内山完造不禁为之折服。

七、文字之交

鲁迅跟内山的交往

许广平、周海婴母子在肯定鲁迅跟内山完造友谊的前提下,对内山完造的某些言行也曾有过怀疑。许广平着《鲁迅回忆录》中有《内山完造先生》一章,其中谈及了几点:

二、协助鲁迅避难

为了鲁迅的安全,其寓所多为内山完造精心安排。1930年,鲁迅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身处险境,多处觅房而不得,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于同年5月12日由景云里迁入拉摩斯公寓。这是内山完造友人的一处空房。为了鲁迅安全,门口挂着内山完造的名片。1931年1月左翼作家柔石被捕,鲁迅受到株连,在内山完造友人与田丰蕃经营的花园庄旅店避难39天。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鲁迅北川公寓寓所遭枪击,鲁迅先后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支店和大江南饭店避居了49天。1934年8月,内山书店职员周根康、张荣甫因参加进步组织被捕,为了鲁迅安全,内山完造安排鲁迅在他的千爱里三号寓所避居了25天。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护藏书,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在上海溧阳路1359号租赁一处藏书室,门口挂着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牌。鲁迅最后的寓所大陆新村9号也是用内山书店职员“周裕斋”的名义租赁的。除此之外,内山完造还曾掩护郭沫若、陶行知等着名文化界人士,并在“一·二八”战争期间营救过被日本陆战队抓捕的周建人及其家属。

四、参加内山书店漫谈会

晚年为中日友好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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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内山书店为联络点

三、上海沦陷之后,许广平曾被日本宪兵队拘留76天,后经内山完造作保后之后方获释,但此后内山完造曾通知许广平到虹口“六三花园”喝茶,其实是参加一个招待文化界汉奸的茶话会。会议经费是从汪伪政权提供的一笔文化奖金中开销。这使许广平感到受骗之后的气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领事馆要求日本侨民撤回日本,内山完造乘民团的避难船回到故乡;1937年8月30日被京都府的特务课拘押了四天三夜,因为他写过客观介绍中国的着作而受到警诫;同年9月又在东京受到警视厅审讯,罪名是窝藏郭沫若、帮助日共党员鹿地亘,又被关押了三天,随身财物全被没收。1938年内山完造重回阔别了十个月的上海,仍经常受到日本军部的训斥,但内山完造反战的立场并未改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的日本商店全部查封,内山书店于当年10月13日被封闭,所存书籍作为敌伪财产被国民党当局接收。内山完造被视为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三十三人集团首领,于1947年12月8日被遣返回日本,时年62岁。他深感自己成为了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增进中日文化交流的理想因之破灭。

一、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之后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

另一个改变内山命运的人叫井上美喜子。1914年底牧野牧师介绍他们相识,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两人于1916年初结婚,然后一起来到上海,井上美喜子成了内山美喜子。1917年美喜子在上海魏盛里创办了内山书店。由于经营业务扩展,内山书店于1929年迁移至施高塔路11号,是坐北朝南的假三层楼房。底层为店面,店堂北面的书架后设有漫谈席。此后内山才辞去推销工作,跟妻子共同经营书店。1930年在四川路铃木洋行还开设了一家内山书店支店。内山完造辞去推销药品的商务,由卖“大学眼药”到卖各类书籍,由经营《圣经》为主转而以出售社会科学类的日文图书为主,仅《马恩全集》就出售了350套,近代日本文学的中译本830种。内山书店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从1917年开办,到1947年停业,整整经营了30年。

鲁迅安葬时,内山完造发表了着名的墓前讲话。他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先生是个预言家。先生说过:道路并不是原初就有的,一个人走过去,两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五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过以后,才有了道路。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内山完造的讲话受到听众的赞美,因为以前还没有一个面对5000名中国听众讲演的日本人。

内山完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开书店究竟有什么背景?他跟鲁迅究竟是什么关系?

内山完造归国之后,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从1948年开始,他用17个月的时间进行以“中国漫谈旅行”为题的讲演活动,讲演超过800次。1950年,他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被推举为理事长。以李德全、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中国代表团,都是由内山完造亲自接待或全程陪同。他还参与了一系列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如在日本成立“鲁迅先生书简收集委员会”,到中国参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活动。1956年11月19日,内山完造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并题词:“以伟大的鲁迅先生为友人的我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

因为《活中国的姿态》出版,鲁迅还题赠了一首五言律诗给内山完造:

二、内山完造曾介绍日本右翼文人野口米次郎跟鲁迅会见。野口狂妄提出“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这一挑衅性问题,受到鲁迅的严词批驳。

1959年6月,内山完造患肺结核。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拍电报邀他到北京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9日,内山完造经香港、广州飞抵北京,不幸因脑溢血于9月20日逝世。中方成立了以廖承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22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阳翰笙起草的悼词肯定内山完造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廖承志断然将“一些”改为了“许多”。

“漫谈会”是内山完造联系中日文化界人士的一种形式,大约创立于1922年,开始形式极为简单,即店主面南向北坐在书架一端,座位旁一只圆桌,几把椅子,冬天有一个取暖的炭火盘。漫谈会没有准确的时间和固定的议程,参加者陆续到来,漫谈者由少而多。中日两国戏剧工作者聊得起兴时,甚至彻夜不眠。现存1930年8月6日漫谈会部分成员在上海功德林餐厅雅聚的照片,18人中就有鲁迅、郁达夫、欧阳予倩、田汉等。

几个疑点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的后四句是对中国军阀杀戮民众的深刻揭露。这些军阀诵经拜佛,却杀人如麻。正如鲁迅这一时期题赠日本铃木大拙诗中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一、买书和售书

据鲁迅日记统计,在上海居住期间,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余次,购书千种以上。1928年至1935年,鲁迅每年购书多则2400余元,少则600元,所购多为日文书,又多从内山书店购得,其中有些是当局查禁的图书,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读本》《唯物史观要约》。因为内山书店享有治外法权,鲁迅将被当局查禁的着作委托内山书店出售,并发行到国外。由现存两张内山书店的账单,可知1936年7月至11月这四个月,内山书店售出鲁迅委托的书籍就多达18种,1600余册,其中《海上述林》售出312册,《毁灭》售出208册。

上面谈及的第一件事,公开发表的《鲁迅回忆录》中删掉了。这其实没有必要。许广平说得对:“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向日本商店派饭派活,作为日本国民谁敢不执行。第二件事说明了内山完造社会关系的复杂。对于一个商人也不是不可理解。鲁迅就坦陈自己的社会关系复杂,但社会关系仅只是关系,跟个人言行并不能划等号。第三件事在正式发表的《鲁迅回忆录》中也删掉了。许广平当年将这件事如实写出来,也是想对自己在沦陷时期的活动作一客观说明。2009年,周海婴写了一篇《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纪念内山完造逝世50周年。文中重提了“六三花园”茶会这件旧事。他的解释是:“估计内山也是遵照上面什么意图,通知母亲去,母亲也到了,证明没有离开上海,算是给了担保人面子。内山完造没有提出什么希望或者任何暗示。”。周海婴的“估计”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内山完造在日本侵华期间就绝对没有违心地做过任何一件错事,只是说明他跟军国主义分子还存在本质的区别。

内山书店位处租界,国民党军警不能进店抓人,至多只能化装成顾客入店侦察。为安全起见,鲁迅的上海居所并不公开,信件一律由内山书店转交,跟友人相见也多约在书店。更为秘密的会见,有时就安排在书店后门千爱里的内山完造寓所,或书店附近的公啡咖啡店。鲁迅帮助成仿吾跟地下党组织接关系,跟北平学联代表邹鲁风会见,都约在内山书店。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再转给党组织。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中国办事一般都委托内山书店,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也曾利用内山书店为联络点。由于内山完造的进步倾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曾怀疑内山是CP,有人还散布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谣言。

五、举办画展

内山完造是一位随笔作家,50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鲁迅在序中指出:“着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除开此书,内山完造还出版过《中国的民情习俗》、《上海漫语》、《上海风语》、《上海霖语》、《上海汗语》、《上海夜话》、《上海·下海》、《花甲录》等随笔集。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以老朋友的身份提出意见:“老板,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那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老板哪,我反对。”据说内山完造还留下了一部《亲书日记》,留存在上海,但至今下落不明。

内山完造是一个商人,一个基督教式的人道主义者,晚年又跟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共鸣。因日语“内”的谐音为“邬其”,所以也被中国友人称为“邬其山”。他1885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父母生下四男三女,他是老大;因为从小淘气,高小四年级时辍学,在大阪一家洋绸缎批发商店当童工,这时年仅13岁;后来当过工人,店主的管家,报馆的投递员……在商店时不但要卖货,还要烧水、做饭以及当家庭教师。内山背着竹篓卖水果时,背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独立自尊”“清廉洁白”“不赚不义之财”“天才出于勤奋”等励志的口号,每天变换一块。27岁的内山完造在京都教会受洗礼,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这是我一生中革命的第一天。”信教之后内山想当一名传教士,对此前的买卖生涯表示厌倦。一位叫牧野虎次的牧师问内山:“你为什么讨厌做买卖呢?”内山如实回答:“做买卖就得撒谎,不撒谎就做不成买卖。”牧野说:“不撒谎也可以做买卖呀,你积累了这么多年经验,不发挥太可惜。”于是,牧野牧师介绍内山到大阪北滨一丁目的参天堂药铺当店员,药铺又派内山到上海去推销一种“大学眼药”。于是,后来成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就成为了改变内山命运的一个人。1913年3月24日,内山一行五人乘“春日号”轮船来到上海,这时他28岁。

六、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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