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速度不断加快,目前全国已批准建成20多处,总面积达900平方公里,另有44家立项单位拟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我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近77 万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类33
万处。在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4295
处中,约三分之一为古遗址、古墓葬。而大遗址就是特指规模宏大、价值突出的考古遗址。它不仅是遗存本体,还有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综合体。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于全面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利用水平,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文化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遗址公园走向公众

  “十二五”以来,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推进。在“十一五”工作基础上,以实施重大综合保护示范项目、建设大遗址保护示范园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着力点。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加强引导,构建了以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一圈(陆疆、海疆)为重点,以150处重要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推进了隋唐洛阳城遗址、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铜官窑遗址、曲阜鲁国故城、汉魏洛阳故城、扬州隋唐城遗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南宋临安城遗址、老司城遗址、古蜀国遗址、西夏王陵等考古遗址核心区和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完成新增50处重要大遗址测绘工作,初步建立了基于可扩展平台的大遗址文物信息电子数据库;编制150处大遗址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和大遗址保护片区总体规划;持续开展长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保护工作,形成规模和联动效应。实践证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大遗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如何适度进行大遗址保护开发一直是困扰我国文物保护部门的难题。以往,文物保护部门抱有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让更多人知道考古遗址的重要性,又不想让考古遗址过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因此采取了各种办法,包括考古发掘后的回填、在遗址外围圈建围墙等。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现已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鼓励、支持大遗址所在地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大遗址保护的实际情况,在充分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更加积极的态度来解决大遗址保护展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实践证明,这种在“圈内”进行文物古迹保护利用的方式,效果往往不如人意,有时发现古遗址被破坏、古墓葬被盗掘,却没有根本性保护措施可用。

  “十二五”以来,国家文物局陆续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启动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的通知》(2012年)。并在2010年、2013年先后评定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含立项)名单,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总数达到68家,其中有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44家立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纳入国家发展重点战略决策,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列为人文城市建设的重点。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无论是现场展示还是遗址博物馆展示,都会让人亲临其境,亲身感受。大力宣传遗址价值,展现遗址内涵,呈现考古成果,会让人们知之、爱之、护之,在开放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逐步形成良性循环。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秉承的保护为主、考古先行、面向公众、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了遗址的整体保护,成为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保护方式。为整体保护遗址,恰如其分地展示与阐释遗址,发挥遗址的社会效益提供了有效的尝试与探索。

   
这一举措,创造了文物保护新模式。在近日于河南省安阳市召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杜金鹏指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让文物活起来,把文化遗址资产盘活了。

188金宝搏beat,  201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对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1-2013
年度的资源维护、管理与服务情况进行了评估。详细的数据凸显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意义重大、成效显著。评估结果表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力地促进了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有效实现了面向社会、服务公众、惠及民生的目标;彰显了遗址价值,是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专家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有效促进了遗址保护、研究和展示,在古遗址、古墓葬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有效实现了面向社会、服务公众的目标,彰显了遗址价值,是传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从圆明园、周口店、秦始皇陵的起步,到集安高句丽、殷墟的试点;从金沙、三星堆、汉阳陵的探索,到大明宫、隋唐洛阳城的全面启动,再到良渚、鸿山的规划实施,通过建立考古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大遗址的方式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考古遗址公园在有效保护遗址本体,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和谐关系的引领作用、杠杆作用已经展现。

   
此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为持续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考古工作站、保护研究实验室、标本库等更加完善,较大程度改变了以往遗址考古工作条件简陋的状况,使考古研究可以常态化、持续性开展。良渚、三星堆、汉阳陵等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均取得了不俗成绩。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促成“金沙第四商圈”的出现,使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良渚、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协调了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使美丽的人居环境、“田园城市”的梦想开始呈现;集安市围绕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调整城市布局和产业结构,积极提出建设“遗产城市”的新理念;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胆采用保护展示棚的方式对天堂遗址进行展示,对遗址功能进行创造性的延续,获得市民高度好评,成为洛阳市的城市新地标;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大遗址保护和让政府、群众、企业满意上寻找契合点,带动了西安北城的区域复兴。

    快速发展背后存在隐忧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也成为地区旅游热点,并在开放和服务方面体现了显著的公益性特征,主动开展了大量面向社会的文化展示和教育活动。举办公众活动、面向青少年开展公众考古活动、设立专门的公众考古体验场地等等。并积极探索为周边社区服务,举行遗址文化进社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李  政)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不断加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来源:国家文物局)

   
一是部分公园保护、展示性建设项目对遗址本体风貌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据杜金鹏现场调研所见,在某遗址保护性建筑和御道广场建设过程中,为埋设水电管线而挖掘的土沟深达0.5米至1米,纵横交错,对遗址本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破坏。

   
二是田野考古发掘并非土木工程,而是一项学术活动,具有自己的规范和规律。然而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当中的一些考古发掘,往往被纳入到建设工程范畴而给予严苛的时限,影响发掘的精度和细度。此类情况在不少地方都存在。

   
“两年挖了过去十几年才能挖完的!”亲自参与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考古专家指出,“考古公园建设之前,对大明宫的发掘有半个多世纪了,都是循序渐进的。考古公园2008年开始建设,2010年就要开园,发掘面积是过去同样时间里的好几倍。”

   
隋唐洛阳城宫城中心区保护展示项目于2007年8月启动,占地约145亩。该区域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中心区,宫城正殿明堂和天堂遗址都在这里。另据文献记载,该区域内还有贞观殿、徽猷殿、东廊和西廊等宫殿建筑物。遗址建筑遗迹涵盖隋、唐至北宋时期,考古发掘需布300个探方,合计发掘面积约3万平方米,但发掘时间只有3年,平均每年发掘1万平方米。

   
考古专家指出,以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无论是西安大明宫还是隋唐洛阳城核心区域的考古发掘,其年度发掘面积、人均单位时间发掘面积,均大幅超常。

   
杜金鹏认为,考古讲究按部就班、慢工出细活,应在尊重历史遗产、珍惜文化资源、全面探究遗迹遗物的前提下,务必做到不遗漏有关现象、尽可能少地破坏地下遗存,获取最多最详细的资料。

   
此外,考古展示落后于研究的现象当下也比较普遍。有的遗址公园没有充分依靠和展现已有的研究成果,致使展示内涵不够丰富。

    未来走向的四个关键词

   
针对以上问题,杜金鹏提出建议:定性准确,顶层设计,重点投入,控制规模。

    杜金鹏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四大任务和功能,分别对应四个关键词。

   
国家——实行全民共有性质的国家层面文化遗产管理。不管考古遗址公园的管理者或主管者是哪一级政府,都是代表国家在管理这份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考古——保障和促进考古科研和其他科学研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遗址——保护遗址资源,保护和改善遗址环境及其风貌。

    公园——促进遗产活化利用,让人民群众能够接触优秀的文化遗产。

杜金鹏说,从目前态势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来会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这是各级政府重视文化遗产的体现,但也需要不菲的投入。建议控制数量,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首先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的主干系和主脉络。(作者:刘雅鸣 桂娟来源:半月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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