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利用新媒体

海昏侯墓发掘展现考古新理念
发布时间:2016-10-21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明海英点击率:
近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发掘保护利用情况新闻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海昏侯国遗址的核心部分刘贺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围绕刘贺墓的发掘、展示、研究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引入聚落考古学理念
海昏侯墓的发现是因为一个盗洞。回溯到2011年3月23日,正在做饭的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军接到通知:墎墩山上有一座古墓被盗,他放下锅铲立刻赶往现场。“我赶到时天已经黑了,只能看出墓的封土很大。其他省份发现的王侯墓葬,都有那么大的封土,所以确认这座墓葬等级较高。”杨军回忆说,再看盗洞和被挖出来的三四十厘米厚的椁木、炭、白胶泥,据此分析应该是西汉墓。
经请示,有关部门批准发掘。2011年4月15日,考古队拉开了海昏侯墓考古的帷幕。按照惯例,考古人员会直奔主题,集中力量发掘主墓。但海昏侯墓考古人员想得更深远。
“2012—2013年,考古人员重点解剖了海昏侯墓园,理顺了墓园内祔葬墓、车马坑以及墓表建筑寝、祠堂、园寺吏舍、墓园内道路和排水系统的相互关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说,2014—2015年,重点发掘了刘贺墓,同时开始勘探海昏侯国都城——紫金城。他表示,这样科学规划、层层递进,有效解决了墓园内相关遗存的共存关系和功能特点,并对海昏侯国聚落遗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国家文物局派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对记者说,这是考古学理念的进步。过去的考古发掘只考虑墓葬本体,这次海昏侯墓考古主动把聚落考古学理念引入到墓葬考古中来,把高等级墓葬及其周围相关遗迹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通过该墓葬的发掘和调查,为今后长期的考古工作提供科学借鉴。
直至2015年11月14日,考古人员才正式进入海昏侯墓主椁室。经过几个月的发掘和内棺的实验室考古,考古人员发现,刘贺的内棺隐约可见墓主人遗骸痕迹,并有精美的贴金漆盒随葬。从遗骸头部至腹部依次可见覆面、玉枕和数块大小不等的玉璧以及玉具剑、书刀和带钩、佩玉等,刻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也赫然别在腰间。刘贺遗骸躺在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上,牙齿尚存,而琉璃席下等距放置着100枚金光灿灿的金饼。考古人员对棺内漆盒遗存进行了X光成像技术分析,还发现有精致玛瑙珠、鎏金青铜盒、精美玉片饰、镶玉青铜牌饰等。
迈向“公共考古”
长期以来,重大考古发现成果要先送至文物库房统一修复,做好研究后才放到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样大约需要五六年时间。而海昏侯国考古发掘则显示出其“亲民性”,不仅在关键时间、节点进行电视直播,还尝试“边发掘、边展示”,让文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呈现在公众眼前。其考古成果在展示时间上创下纪录。
2015年11月14日,清理海昏侯墓主椁室的同时进行了电视直播,人们第一时间看到刚从泥土中剥离出来的金灿灿的马蹄金、孔子画像等。
主椁室清理工作仅过3天,海昏侯墓113件新鲜出土的文物,就出现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展柜里、展台上。
发掘和展览期间,考古专家还充分利用各种平台、途径宣传推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陆续举办了400多场讲座。杨军对记者说,之所以频频在媒体上曝光相关考古活动,是希望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掘进展、分享发掘成果。他表示,当代考古学走出“象牙塔”、迈向“公共考古”,是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的重要使命。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让更多公众第一时间参与到考古事件中,使其考古发掘过程本身也成为一次鲜活的展示和全民文化共享,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如今,连外国人都知道江西曾有个在位仅27天的皇帝,海内外的人们像追电视剧一样“追”海昏侯墓考古。“未来,还将通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手段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旅游、参观、学习和研究。”杨军对记者说。
后续研究任务艰巨
5年多的刘贺墓田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一直在一线考古的杨军表示,随后对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万件文物,如青铜器、玉器、漆木器、金器、竹简等,在保护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很漫长,任务非常艰巨。
“刘贺墓给考古界带来了非常多的课题。”杨军对记者说,首先,由于刘贺身份非常特殊,集帝、王、侯、平民于一身,出土的有关文物是其特殊身份的反映,仅此就很值得研究。他举例说,墓中发现一枚“大刘记”印章,刘贺为什么会使用该章?腰间刻有“刘贺”名字的玉印为什么是不太常见的鸮纽?汉代以前,鸮被认为是吉鸟,甚至进入了被崇拜的祖神之列。汉时开始,鸮成了不孝鸟,进入到凶鸟之列。鸮纽玉印,是刘贺本人所为还是他人强为?
“诸多课题中,某些方向通过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汉代社会的已有认知。”杨军表示。以出土的圆形桶状青铜“蒸馏器”为例,经鉴定发现里面有芋头的残留物。他欣喜地说,直到现在,日本制作清酒的主要原料还是芋头。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制酒蒸馏器在元代,如果能证明西汉时期就可以蒸馏白酒,其历史就能提前1000多年。此外,海昏侯墓里面发现了《论语》的《知道篇》。汉魏时期失传的《论语》的《齐论》版本与《鲁论》和《古论》版本最大区别是多了《知道篇》和《问王篇》。杨军对记者说,如果释读后发现这就是失传1800年的《齐论》,那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是令人兴奋的重大发现。(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21日第2版)

 
   近年来,随着多种多样公共考古活动的展开,公共考古逐渐走进民众的视野。在互联网时代,公共考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日前,记者就公共考古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公共考古作为新兴的事业,还在成长之中,需要在内容、形式、途径、方法、工具、效果以及考古界与公众之间如何互动等方面进行探讨。”贺云翱表示,当前,公共考古的政策、经费、人才等方面还缺少相应的保障性措施。很多公共考古活动仍是研究机构或考古学者自发的行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公共考古事业体系亟待构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面对这些问题,杨军提出,在利用新媒体开展公共考古时,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节点和恰当的宣传对象。他以海昏侯墓考古为例向记者解释,在该项目整体技术路线的顶层设计时,就考虑了公共考古,虽然2011年就启动了海昏侯墓的考古挖掘,但对外传播的时间节点是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和研讨的。“最终,我们选择在2015年10月主椁室清理的时候才对外公布消息,因为那个时候的考古工作能对人们形成较大的视觉冲击,容易引起公众关注。而后再逐渐将五年来积累的考古信息传播给公众,让他们了解这项考古工作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正确认识考古活动。”杨军说。

  建立“公共考古联盟”

  引导民众树立正确认知

  刘海旺则以2016年12月30日河南信阳战国楚墓考古的直播为例告诉记者,在策划公共考古项目时,决策者首先要确定该项目不会对文物保护带来负面影响。他强调,公共考古宣传的原则是科学、严谨、真实。就网络直播而言,要提前制定各类预案,不能对正常的考古工作造成无谓的干扰。直播过程中的宣传要兼顾科学严谨与通俗易懂。

  贺云翱提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考古发现要等发掘完成,并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后才能形成定论。过早发布考古发现,不仅缺少严肃性,甚至还会导致信息混乱。在考古过程中进行公共考古活动,管理部门也担心造成现场混乱,加重考古队的工作负担。

  杨军认为,中国的考古将更加精细化、公众化和国际化,所以公共考古是考古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在新媒体时代进一步推进公共考古,首先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考古;其次要关注如何与公众进行互动,包括考古学者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再次,要根据不同考古项目的具体情况,恰当地选择公布的对象和时间以及公众参与的方式。

  当前与公共考古相关的资料中,“公共考古”和“公众考古”均用来表述考古知识的大众化,在具体使用时并无明显区分。受访学者表示,这两个概念是因翻译的差异造成的,在具体使用规范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在他们看来,“公共考古”不仅包括公众参与的考古活动,还有考古专业人员研究成果的传播,更适合用来表述考古知识的大众化。受访专家认为,“公共考古”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刘海旺表示,新媒体时代,考古工作者应以更加积极、主动、开放的心态,创新宣传方式,吸引公众以各种方式参与考古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用公共考古推动和促进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为更好地开展公共考古,他建议建立多方参与、密切结合、紧密联系的“公共考古联盟”;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公众考古论坛,集思广益;采取多种公众乐于参与并能从中获得乐趣和知识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共同推进公共考古的开展。

  “公共考古是一项公共事业,是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考古学不仅是一种宝贵的现代科学资源,更是一种稀有的公共知识资源。

  此外,还有考古机构或者学者利用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对公共考古进行宣传,更具主动性、即时性、目的性、互动性和原真性,有利于考古工作者传播正确的考古信息,并使相关研究成果更贴近大众。然而,如何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宣传考古知识仍有待继续探索。

  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表示,新媒体传播方式具有快速、便捷、高效、普及的特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考古工作具有周期性、繁复性、长期性,这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存在一定矛盾。所以,很多考古工作并不能通过新媒体立即达到传播效果,也不是所有考古活动都适合运用新媒体传播。

  这两项运用新媒体开展的公共考古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海旺告诉记者,目前公众对考古的认识多停留在“挖宝”和“神秘”的感性认识上,对文物价值的第一印象也多是“值多少钱”、“有多新奇”等。公共考古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展示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过程,从而向社会大众诠释古代遗迹、遗物等所包含的古代社会发展状况,提高公众对古代遗迹、遗物等的科学认知水平,以及对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自豪感,珍视并自觉保护古代文化遗产。

  “此外,在公共考古现场,要维持良好的秩序,在公众分享考古成果的同时,要保证文物的安全以及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发布考古发现或介绍考古知识时,还要多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贺云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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