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史学“古为今用”、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为了服务现实而伪造历史。像“影射史学”那样以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斗争服务,当然不是真正的“古为今用”。当下,还有一些人为了标新立异、一鸣惊人,把历史与现实牵强附会,这也不是真正的“古为今用”。诸如此类的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淘汰。史学发展的实践证明,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主观意志和现实需要而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众多、史学深入社会之广泛,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国史学的镜鉴功能可以说源远流长。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类历史书籍,无不鲜明地体现了史学“古为今用”的功能。清代顾炎武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今天,史学对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促进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积极作用。史学这方面的社会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作用绝不可低估。这种社会功能也决定了在现今社会,史学绝非可有可无的学科,绝非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史学所承载的历史观念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史学,才能更好发挥史学“古为今用”的功能。

作者简介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姓名:张广智 工作单位:

内容摘要:但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应坚信时代需要史学,通过自身变革,史学终归会适应新的时代并更好为时代服务。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会关心史学未来发展趋向:下一代史学是什么样子?史学究竟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显然,没有人能精准预测史学未来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不过,鉴往可以知来,我们可以从20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历程来观察史学未来发展的大致趋向。

关键词:史学;手笔;社会功能;服务;中国传统

唯物史观为重绘世界史学版图创造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步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力指导和推动史学发展,不断凸显自身的价值。比如,唯物史观推动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扩展了史学家的视野。在历史研究中,出发点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分界线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留意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其价值必将在史学未来发展中进一步凸显,也为重绘世界史学版图创造了条件。

  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不过,当前史学在发挥社会功能方面既有许多令人鼓舞的现象,更有许多令人沮丧的事情。史学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了不景气的局面:高校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等等。这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也不利于史学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与史学的冷清相反,市场上那种宫廷秘史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相关题材的“戏说”型影视作品也是大热。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形势,是需要史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但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应坚信时代需要史学,通过自身变革,史学终归会适应新的时代并更好为时代服务。

东西方史学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史学的发展当然需要东西方史学交流互鉴。在这里,东方史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十分发达,有许多值得西方史学借鉴之处。正如有学者所言,“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互相了解之日。”在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史学交流互鉴日益增多。展望未来,这种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必定不断出现新局面。我们要积极倡导东西方史学的跨文化交流,也必须在现实中创造条件促进这种交流。这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史学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东西方史学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是史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向,但当前面对西方学术文化上的霸权,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会关心史学未来发展趋向:下一代史学是什么样子?史学究竟会进化到什么程度?显然,没有人能精准预测史学未来发展的每一个节点。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不断打造“新史学”。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源远流长。到了20世纪,史学的变革不断加速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它的过去,现在是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史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门学科,事实上是很难脱离社会现实的,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总是要为那个时代的现实服务。所谓“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应该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一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所以,那种企图将史学与现实隔绝开来的想法,既无可能,也不利于史学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不断打造“新史学”。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源远流长。到了20世纪,史学的变革不断加速,日渐脱离传统史学的脐带,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20世纪后,“新史学”一路走来,到50年代之后曾一度雄踞史坛、风行一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史学”实际上伸出了两只手,一只与自然科学牵手,另一只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而不再“闭关自守”、束缚在单一的史学研究模式之中。在西方,从鲁滨孙的史学需充分利用“新同盟军”的呐喊,到年鉴学派“打破学科之间围墙”的呼唤,都旨在倡导跨学科、多学科研究,随之而来出现了现代史学的多个分支学科,如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史学日益呈现多姿多彩的景象。在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运动也是一浪接一浪。梁启超强调“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不过,正当“新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踌躇满志之时,也出现了诸如“被砸得粉身碎骨的历史学”“没有人的历史学”等质疑,一些人认为“新史学”成了“非史学”,丧失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新史学”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子,当下还看不清楚,但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之势却难以阻挡。观察未来史学发展趋向,这是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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